中华美学学会2019年年会暨 “视界融合: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的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0-04-28 09: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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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庆全,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谢纳,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沈阳110819)

2019年8月17—18日,中华美学学会2019年年会暨“视界融合: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的理论建构”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华美学学会和东北大学主办,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社会科学辑刊》《社会科学战线》《艺术百家》《外国美学》等学术期刊和机构协办。开幕式由东北大学艺术学院谢纳教授主持,东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孙雷教授,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高建平教授,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徐碧辉研究员,原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中华美学学会顾问聂振斌研究员等先后致辞。

中华美学学会年会为各种美学思想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与会学者们围绕“传统范式突围中的美学基本理论问题”“中西方互鉴中的美学理论建构”“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现当代美学”“新时代语境中的中华美学精神”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展示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进展、新走向、新趋势。

一、传统范式突围中的美学基本理论问题

伴随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嬗变,当代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视域也发生了转换,其标志性特征是传统美学提问方式、思想方式、话语方式的终结与重构,出现了“后美学”“反美学”“非美学”“去美学”等新的美学研究范式。当代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本质主义与去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美学与后美学等范式之间演变与发展,形成了众声言说、对话互鉴的生动局面。

高建平教授在题为《通向中国话语建设——当代中国美学的三次突围》的发言中,回顾了70年来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指出这一历史区间中美学出现了“三次突围”,而这三次美学的突围直接促进并生成了新的美学研究范式。第一次突围,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的本质”讨论,使美学从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所形成的固定理论范式中突围出来;第二次突围,是突破中国美学与外国美学研究的区隔与界域,使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走出封闭状态;第三次突围,是中国美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立足于自身资源,积极与当代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对话,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形成话语权。高建平教授强调美学基础理论建构要面向现实生活,走出封闭的话语体系。他认为,不断“突围”传统美学范式是当代美学理论建设持续而循环发生的现象,思想转化为知识,知识固化为教条,现实生活不断为理论注入新的活力,问题导向成为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徐碧辉研究员做了《七十年来美学基本理论研究:实践美学与百家争鸣》的发言。她认为,70年来中国美学取得的突出成就是建立了以中国实践美学为代表的美学理论体系。当代中国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主导,在继承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传统并进行转换性创造的前提下,建立了中国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态——实践美学。围绕实践美学,当代学者以各种西方现当代理论为思想资源,结合现实的审美文化实践,创立了多种美学学说,如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否定主义美学、境界论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针对突破传统美学范式问题,与会学者直面当代美学危机,关注“后美学时代”美学理论的重构问题。 东北大学宋伟教授在《美学的三种终结方式及其当代复兴》中,认为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面临着学科合法化的危机,曾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哲学、艺术学和“批评理论”宣告终结,随后又再度复兴,进入“后美学时代”或“后形而上学美学时代”。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则以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演变为历史线索提出“后美学”概念。在他看来,改革开放40多年,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 南京大学周计武教授在《后美学时代的艺术学——重构艺术论》的发言中指出,“后美学时代”艺术学的重构需要重建艺术经验的审美自由,祛魅审美资本主义下世界美化的幻象,摒弃视觉中心主义和排他性的理论动机,重构多元、开放、包容的审美伦理。

“后美学时代”的来临开启了当代美学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的重构,多学科的对话争鸣、交融互鉴生成新的美学范式,为当代中国美学注入生机与活力。近年来,在实践美学之后,“身体美学”“生态美学”“空间美学” “认知美学”“生活美学”等新的美学范式的生成使当代美学研究呈现出更为多元、丰富的理论面相。

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认为当下中国美学的主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身体转向。他认为,身体既是我们之所是,又是我们与周边事物结缘的中心,美学的基本含义无法离开身体而自存,身体美学因此成为当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与枢纽。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聚焦生态美学的建构,提出生态美学是以生态学所确立的“有机体—环境”关系为研究范式的美学,“受生态科学所启发的生态哲学观”是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以此解答“美学何以是生态的”这一理论问题。 东北大学谢纳教授将当代西方空间转向作为理论资源,强调“空间生产”的实践论美学特征,文学艺术是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存意蕴与价值取向,为美学理论与空间理论的视域融合提供了颇具新意的理论向度。吉林大学李志宏教授从认知神经美学理论角度,指认人类审美本质力量的生命结构由认知模块构成。在日常生活转向的推动之下,生活美学愈发成为具有当下性的美学研究热点。 深圳大学沈金浩教授以中国古代文人为例,考察了生活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关系;安庆师范大学江飞教授对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美学做了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在题为《休闲美学的理论品格》的文章中,从休闲这一人们的日常理想生存状态入手,总体性地考虑和把握休闲美学的理论品格。

二、中西方互鉴中的美学理论建构

中国现代美学的肇端与发展总是伴随着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交汇、碰撞与融合,中西方美学理论的交融互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美学理论资源,重释了中国美学理论研究的源头活水,而且拓展了中西方美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使中国美学具备与国际美学对话互释的能力。在中西方视域融合的背景下,重返西方古典美学,重新阐释美学经典成为本次大会的关注热点。

中国人民大学陈剑澜教授认为对康德美学进行研究的旨归在于追寻现代审美主义的源头。康德的体系构想是把现代问题的不同面向置于同一个主体哲学框架中来处理。批判哲学论题的扩展,从内部看是为了解决之前批判留下的疑难,在外部则是由一个逐渐开启的总体视野引导的。《判断力批判》旨在通过反思判断力的批判,寻求自然概念领域与自由概念领域统一的超感性根据。其中,审美判断力批判被认为是本质地属于批判哲学的。康德开辟了一条以审美和艺术为人性教育手段的思想道路,因而成为现代审美主义的问题源头。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张颖副编审做了题为《杜博的情感主义艺术理论及其启蒙意识》的发言。张颖认为法国美学家杜博的《对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一书标志着现代美学诞生的一个关键阶段,该书最重要的美学理论贡献就在于其提出了一种情感主义的艺术理论。杜博认为被诗画艺术唤起的激情是一种比真实激情更加浅表、可控的“人工激情”,这一理论不仅回应了诗画欣赏中的感性愉悦之谜,而且暗中扭转了摹仿论的方向,使欣赏主体的心理感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和重视。张颖强调,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锋,秉持情感主义的杜博虽然成为美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鲜明标签,但是也长期备受质疑乃至误读,直至今日,我们对杜博的反思仍未完成。

厦门大学代迅教授将视角回归中世纪美学,指出中世纪美学是国内西方美学研究的最薄弱环节,他认为,审视中世纪美学与当代中国美学的关系,探寻中世纪美学在当代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有利于我们对中西方美学关系作出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的《中国艺术图像学的四个问题:借镜西方图像学的观察》提出西方的图像学研究方法是基于西方哲学、宗教、政治的传统与实践而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基于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图像学。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的《审美中的“完美判断”及其终结》致力于回归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中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以此确立对于“完美”的追求就是对于“美”的追求的古典美学理念。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教授从西方现代艺术对美的背离这一问题出发,认为西方现代艺术虽然打破了传统的艺术规范,但是并未能创立起一套让人信服的艺术规则。复旦大学张宝贵教授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冲突角度对杜威生活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再阐释。东北大学张燕楠教授则重新审视美国重农美学为应对现代社会危机所做出的理论尝试。浙江大学苏宏斌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忽视了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造成了对克罗齐的诸多误读。他指出,经过30余年的历程,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已然从直观主义演变为表现主义。

三、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现当代美学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对近百年来中国美学的知识谱系、学科建制进行反思梳理,一方面是总结中国现当代美学历史,整合中国美学学术资源,促进美学更好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是回应当下学术热点,厘清美学学科体系,加强美学、文艺学、艺术学融合发展的内在诉求。

随着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确定艺术学学科边界,完善艺术学知识谱系,辨析艺术学与美学之关系,成为当代美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张法教授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艺术”概念的演进进行了谱系性的梳理,他指认当前所言的“艺术”概念具有四大理论来源:一是中国传统中的以文学、游艺、方技为代表并在演进中趋于“混言不别”的艺术观念;二是由“美学”或“艺术哲学”为代表的艺术观念;三是来源于德国的“艺术科学”概念;四是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中的艺术学学科建制。在70年的演进过程中,这四种理论来源在互动和消长之间共同塑造了我国艺术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体系。

美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是本议题的又一重要维度。 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教授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政治文化生态,认为随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开始由政治批评范式转向以文学性为主的批评范式,文学批评呼唤能够支撑其转向的理论,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恰好为文学批评转型提供了理论准备,继而带动了这一时期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

部分学者注重对现当代著名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认为宗白华以“西方的”“现代的”视角有效地激活了中国美学资源,将美学理论建构现实地引向生活改造的具体方向,永久葆有“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为中国美学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启示。 安徽大学宛小平教授对朱光潜先生译黑格尔《美学》(第1卷)的1958年和1979年的3个版本(包括校改本)对注释的修改进行考证,阐明朱光潜从未反对用道德观点去谈文艺,而只是反对利用文艺做道德宣传鼓动的所谓“有道德目的者”。同时,他指出后期朱光潜逐渐吸收和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郁乎研究员的《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儒家维度》认为朱光潜美学思想以儒家礼乐文化之木接西方近代美学之花,为儒家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接轨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

此外,苏联艺术理论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也成为本届大会引人关注的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金花博士后认为,无论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建设,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都有必要厘清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与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联系。怀化学院郭景华博士认为,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建设者,向培良对俄苏文艺理论从弗理契到卢纳卡尔斯基等人文艺思想的广泛吸收,对其人类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庆全和吴泽南分别以《激进的理性——左翼美学思想视域下的“革命文学”论争探究》和《1930年代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为题,从不同层面对俄苏艺术理论对中国左翼文化思想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四、新时代语境中的中华美学精神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确定了新时代中国美学研究的时代宗旨,为建构中国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引。 山东大学马龙潜教授的《“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定位及其功能特性》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美学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所概括的是一种新的美学结构体系和新的审美文化观念。它的产生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历史地和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本观念及其文化结构体系发展到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形态。中华美学精神可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华美育传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杭州师范大学杜卫教授认为,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美育思想和实践,中国的美育传统把美育纳入“修身”的主要途径,体现了浓重的家国情怀,逐渐形成了“心育”“情育”特色、“‘无用之用’的独特话语”及以“潜移默化”为代表的方法论话语。杜卫强调当前美育研究应该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美育传统,在新形势下注意对传统美育思想的传承与扬弃,处理好美育的人格教育与创造教育的关系。

美学范畴研究以及美学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另一重要向度。作为美学思想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学范畴研究既要掌握范畴内涵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又要对范畴演进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的把握,进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完善美学范畴的知识谱系。 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从艺术媒介的角度,对刘勰所提出的“神思”这一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范畴进行重新阐释,指出艺术媒介是“艺术家由内在构思到外在传达的联结”,而作为文学的内在艺术思维的“神思”已经具有较为鲜明的艺术媒介属性。 华东师范大学朱志荣教授从《周易》中所包含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取譬达意”的意象观入手,发掘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之中的审美思维方式与思想意趣。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对王国维以西方美学优美和崇高二分为背景提出的“古雅”这一范畴进行阐释和探究。扬州大学陈军教授则对“有意”与“无意”这一组古典美学范畴及其美学史意义进行梳理和剖析。部分学者重点关注美学传统的现代性转换问题。 暨南大学刘绍瑾教授从道家美学思想的现代境遇这一角度切入,认为道家思想为中国现代美学构建提供了极丰富的传统资源,并成为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接受、引介西方美学理论的“前在视野”。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则指出唐朝音乐建设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镜鉴意义在于其所秉承的开放国策。华东师范大学汤拥华教授从审美感受力到美学感受力的转化与嬗变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现代价值。

高建平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认为,美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各方面都可进行专题研究,立专题并细分研究领域是一门学科进步的表现;在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的学科融合过程中,美学就是要扮演桥梁角色,达致更为深层的学理,使之成为这三门学科中更为哲学的部分;美学要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不仅要成为有道理的学问,还要成为有用的、有趣的学问,对现实问题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对艺术的最新变化有回应的学问;此次大会在多方面都取得了收获,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迎来中国美学新的复兴。

此次会议与会学者众多,议题兼具理论性与时代性。既有对美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再审视,也有对美学前沿问题的深入探究;既有具体美学范畴的阐释与探索,又有多学科视界融合中的美学范式建构。本届大会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当代美学必将在不同学科的视域融合中开启崭新的研究范式,拓展无限的理论空间。

END

〔责任编辑:马涛〕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P152—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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